义和团之崛起也，唱灭洋之议，率无学之徒，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于是林林总总四万万人始知有国耻矣，望议和之速成矣，望国政之改革矣。
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开智录》
我们的政治（指沙皇政府），首先宣言此次战争，不是对中国而宣的，而只是镇服一个叛乱者，帮助中国合法的政府，重新建立法律与秩序。不错，俄国是没有对华宣战，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实情，因为战争在事实上是举行了。中国人攻击欧洲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为英、法、德、俄、日诸国所急欲扑灭的叛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黄种人对于白种人的愤恨，中国人对于欧洲文化与文明的憎恶），这就是拥护战争者们的回答。是的，中国人固然在仇恨欧洲人，但哪一种欧洲人是他们所仇恨的呢？为什么他们怨恨欧洲人呢？中国人并不仇恨欧洲的民众，他们不曾和他们发生过争论冲突，他们是仇恨欧洲的资本家，与服从资本家的欧洲各国的政府。中国人能不仇恨那些来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外国人吗？他们能不仇恨那些只是用他们夸张的文明，来实行欺骗、劫掠、与暴虐的人们吗？他们能不仇恨那些对中国作战，以取得对中国的鸦片——用来麻醉中国民众的——贸易权的人们吗？（如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他们能不仇恨那些在宣传基督教的名义之下，伪善地施行掠夺政策的人们吗？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已长久地在中国实行他们的掠夺政策了，现在专制的俄国政府也参加进去了。这个掠夺政策，通常称为殖民地政策。
——列宁《中国的战争》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现在所问者，只是各国对此问题，究取何种态度。俄国方面因占领满州之故，在最近期间，当可心满意足。假如现在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域一部分，德国占据山东，则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因此，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十分注意，倘或一旦列强对于瓜分之事果有妥协之望。
但余对于此事，却认为绝对不能实现。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于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州，毫不加以阻扰，则该国对于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对于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
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是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未有外敌严重压迫，以致养成一种不能战争之民族。……但吾人在此有一事，亦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属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
——瓦德西《拳乱笔记》
无可争辩的论点是，（传教士做的兴办学校等）这些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也出现过几百起反基督教暴乱，有时造成生命损失，其中至少有50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直到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屠杀。但事实仍然是，不管这一时期传教工作在精神方面和教义方面有什么收获，它总是刺激变革的深刻因素。一般说来，引起反基督教暴乱的，似乎首先不在于民众的迷信恐惧心理，而多半在于中国士绅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社会性的、思想意识性的以及最后是政治性的）受到这批享有特权的外来文化侵略者的直接威胁。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构成中国重大国耻之庚子事变，一般咸责义和团之无识，实则尚有重大之历史前因在。盖自甲午战后，割地赔款，国家人民，交受其辱。继以三国干涉以后之列强瓜分运动，创痛益深，……中国一时有土崩瓦解之势。外人至此直已视中国如无物，更兼一般教民，假借教会暨领事裁判权之特殊势力，横断乡曲，恶印象直接深入于民间……排外仇教之感情，因而洋溢全国。此为庚子事变之主要原因。
次则，中国因欲速偿日本赔款，滥借外债，对外促起列强之角逐，浸成瓜分之祸；对内酿成财政之崩溃。政府既欲增加捐税，以济其穷，官吏乃加紧压榨，以成其贪。因之，聚敛繁苛，吏治败坏，民怨政昏，国势岌岌。当此之时，若无重大之改革，革命势将立起。戊戌变法，为当时中国政治上之一线生机，奈光绪帝虽有改新政治之决心，善善恶恶，求治过急，思欲一举廓清旧势力，而其才又不足以制慈禧之凶悍。康梁诸氏，以新进之才，辄任天下之重，躁进贾怨，复拙于计谋。迨悍后重出训政，旧党复起，新政全翻，六君子之颈血既溅，英明之光绪亦被幽禁。经此一幕风波，政局愈益阴晦，政治更无改革之望。戾气所播，人心思动。此为庚子事变之第二原因。故义和团的结合，处当时中外环境之下，实具有革命之历史意义。徒以崇信邪说，狡黠者造作“扶清灭洋”之口号，性质全成对外，?茸旧党，复纵容乱之，以固位取荣，滔天大祸乃迸发矣。
虽然，义和团之变，固有其历史前因，在近代外交史上亦饶重大意义。盖在庚子事变以前，列强角逐，中国俨被脔割，及庚子事变爆发，美国先有保全中国领土之宣言，英德继以同样性质之协定，奥法意日俄美诸国和之。此故由于攘夺之事难于协调，而亦鉴于此广土众民之国家，非可以直接手段谋之者也。列强从此停止瓜分运动，直至九一八事变以前，三十年来，除帝俄已受其教训外，从无公然攫夺中国之领土者。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